• (010)84657853 84658665 84657900
                              • mt@www.larryacraig.com
                              •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35号中煤信息大厦(100029)

                              ★ 权威探讨 ★

                              我国能源领域科学低碳转型研究与思考

                              周宏春1,2,李长征3,周 春4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东城区,100010;2.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天津市南开区,300191;3. 北京国发绿色节能环保技术研究院,北京市西城区,100045;4.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清洁供热产业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100089)

                              摘 要 对我国能源领域低碳转型的紧迫性和国外能源转型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应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对2021年碳中和、碳达峰“一波三曲”的特征进行了简要回顾,认为能耗“双控”考核要强调科学性,不能因为能耗控制限制我国的发展;并且认为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先立后破”具体化,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退出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能耗“双控”考核给出了严格的科学界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2021年“拉闸限电”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应对“双碳”挑战是持久战,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首要任务;煤矿退出的确定要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提出,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须将可负担作为政府调控能源的政策导向;要优化能源结构,争取减污降碳的协同效益,科学推进能源领域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同时指出,颠覆性技术是未来能源的最大变数;我国推动低碳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关键词 能源低碳转型; 能耗“双控”考核;能源安全;低碳技术

                              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过去的2021年,是我国碳中和的元年,期间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文件,要求先立后破、全国一盘棋,为“双碳”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拍板定调、纠偏掌舵。新的一年,我国已经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虽然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为远景目标乃至超长期规划,但对于百年征程或人类发展历史而言又非常短暂。因此,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能源低碳转型,成为当前能源领域的紧迫任务。我们不仅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大国责任担当,还要为应对气候变化、履行《巴黎协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我国能源领域低碳转型的紧迫性以及国外能源转型方式的借鉴

                              能源是经济动脉,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是国家安全、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能源生产和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电力生产直接产生碳排放,工业、交通、建筑等行业的碳排放间接来源于能源消费。因此,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势在必行,我国也大有可为。

                              1.1 我国能源领域低碳转型的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显著,形成了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的能源生产体系[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为41亿t标准煤,原油产量1.95亿t,天然气产量1 925亿m3,发电总装机容量22亿kW;其中,水电装机3.7亿kW、风电装机2.8亿kW、光伏发电装机2.5亿kW、生物质发电装机2 952万kW,分别连续16年、11年、6年和3年稳居全球首位;油气管道总里程17.5万km,县级行政区全部通上大电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得到保障。能源领域以低于3%的年均能源消费增速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能源结构明显优化,能源强度不断降低。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4.6%,碳排放强度降低约48.4%,煤炭消费比重降至56.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15.9%,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球1/3;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占一次能源结构的比重达40%,实现了从以煤为主向清洁化、多元化的历史性转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比很高。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比达85.2%,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3.1%)。其中,电力与供热用能、制造业用能排放占比分别为41.6%、23.2%,比全球平均水平(30.4%、12.4%)明显偏高;工业(如钢铁、水泥等)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占9.7%,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7%);交通、建筑、农业等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占比分别为7.5%、4.5%和6.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分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情况(2017年)[2]

                              因此,我国能源低碳转型势在必行。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对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能源转化和利用效率提高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能源行业寻求科学的碳中和之道,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1.2 国外能源转型特点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但人类在利用能源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的250多年中,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不仅产生了诸如酸雨、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还使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极可能导致地球表面气候升温,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面临严重威胁。从能源转型看,人类最初利用薪柴等生物质能,19世纪以后才开始用煤炭、石油、天然气,而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的时间更短。换言之,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经历了从低碳到高碳再回归低碳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前,煤炭是世界的主导能源,各国能源供应基本自给自足。在20世纪30-50年代发生的马斯河谷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等,是发达国家能源结构从煤炭转向油气的触媒。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基本实现了由煤炭向油气的过渡,但也形成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主要产油国宣布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危机发生后,各国开始寻求能源供应安全之策。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向国会提出《能源独立计划》。随着技术进步和页岩油气开发,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法国制定了发展核电的雄心计划,核电迄今仍是其主要能源,而且电价稳中有降;日本相继发布“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开发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推动多种新能源发电。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能源发展道路,为世界能源发展方向选择提供了经验[3]。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开始引起各国关注。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大会开放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框架;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碳交易的3种机制;2015年的《巴黎协定》规定了具体行动对策以免全球气温比工业革命前升高2℃,并成为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技术进步,非化石能源的生产和运营成本逐步下降,并已成为各国拉动投资和就业的新兴产业。自2002年联合国启动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以来,全球在该领域就业人数从不到100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1 000万人以上。预计2050年化石燃料行业会减少740万个工作岗位,但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力行业等新创造的岗位将达1 900万个,净增1 160万个就业机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3]。从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的实践看,他们大都基于各自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已有的能源体系进行能源转型,而且经历了较长时间。

                              世界各国能源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发展可再生能源。事实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不是“零碳”能源,因为光伏发电材料、风机等的生产也要消耗大量能源并排放二氧化碳。

                              2 “先立后破”应成为碳中和、碳减排行动的基调

                              2.1 应对“双碳”挑战是持久战

                              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到2030年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后,一些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工作着力点“跑偏”,或者是“抢头彩”心切,都要抢着新上“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形成一波全国性的碳排放“攀高峰”势头;一些地方和行业热衷于打标签、发牌子,碳中和“帽子”满天飞,遏制“两高”行动乏力,违规上马“两高”项目[4]。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约谈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发布各地能耗“双控”指标“红绿灯”,在碳排放“冲高峰”上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一些地方平时不作为,也没有制定相关规划,临近考核搞突击;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导在没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纷纷表态要“率先达峰”。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一些地方能耗“双控”措施不当,平时高喊“绿色发展”口号,工作中却“一刀切”要求企业停产、限产,追逐短期效益[4]。如某地出台文件加强“双控”考核,关停了生产光伏发电材料的几十家硅生产企业。一些地方大量关闭煤矿,导致煤炭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发电企业成本倒挂、减少发电引发较大范围的拉闸限电。2021年7月1日起实施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剔除了煤炭清洁利用方面的内容。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5]《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6]相继发布。《意见》是“1”,在“1+N”政策体系中是管总管长远的,发挥统领作用,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方案》是“N”中的龙头,《意见》与《方案》共同构成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2021年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 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用于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转化、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

                              2021年12月8-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认识和把握新阶段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基础上,对碳达峰、碳中和作出具体要求。有人认为这也是“纠偏”,笔者认为这是对“先立后破”的具体化,包括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退出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能耗“双控”科学考核的严格界定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立后破”可以理解为以下几层含义:一是顶层设计,中央层面立方向、立规矩;这项任务主要由《意见》来完成;二是定地位、定调子,主要由中央相关会议确定,如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位于“五位一体”战略之中;三是立标准,如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能耗“双控”考核、淘汰落后与可再生能源新增的关系等。同时,“先立后破”要能使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立得住,不能因为碳达峰、碳中和影响我国分阶段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持久战”,不能“齐步走”,不能“一刀切”,要纠正“运动式减碳”。“欲速则不达”,这是常识。如果追求快速碳达峰,会压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减碳水平和压力等均存在区域差异,因而不能“一刀切”。如果只顾碳达峰、碳中和,“单打一”地推进,将影响我国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2.2 对“拉闸限电”相关问题的思考

                              2021年我国“拉闸限电”的原因,要从供求关系上加以分析。从供电能力看,受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供电紧张的局面;新能源发电占比增高也对电网运营带来隐患。有关研究发现,2020年风光水电占东北三省发电比例为33%;2021年9月下旬出现风电出力不足的情景,加剧了供电紧张。从消费端看,国内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其中不乏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需求的高能耗产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对纯碱、玻璃、电解铝等的需求快速增长也加大了用电需求。从国际上看,国外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裂,生产环节之间脱节,导致国外订单的增长,出口企业需要加班加点完成合同,加大了用电紧张程度。由“拉闸限电”问题延伸,以下3点应进一步得到重视。

                              一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首要任务。煤矿关停需要与新能源发电增长保持平衡。“拉闸限电”容易使人想起恩格斯关于“报复”的警示;由此引申,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市场必然会报复人们,市场扭曲也在所难免。为此,202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求,“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确保能源稳定供应。要依法依规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有序增加煤炭进口,尽力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保障煤电、气电机组应发尽发,维护供用电秩序稳定”“要指导地方制定有序用能方案,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发挥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确保方案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并确保得到科学实施”。要严格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推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节能、限煤。要坚守保民生底线,坚决避免压限居民用能的各种情况发生。要合理疏导用能成本,确保农民供暖“用得起”。要夯实供电保障责任,完善各项应急预案,而不能停留在“文件”上。因此,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二是煤矿退出要更加科学、更加精准。煤炭是一种生产力要素,要回归其商品的本来属性,不能在需要时看作是“乌金”,也不能因为有人认为是“肮脏的能源”就“谈煤色变”[7]。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即格拉斯哥会议)上,各国最终同意“逐步减少”(phase down)而不是“逐步淘汰”(phase out)没有减排措施的煤电,并逐步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国内一些专家按“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为基础,设定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为40~42亿t标准煤,煤炭产量20~22亿t标准煤。这种情景分析,不知道是否考虑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否考虑了人均能耗水平?以能源总量控制为目标导向,也与中央要求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相悖。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能力是相对过剩的,能源供应也是如此,只有能源产能相对过剩才能保障社会的能源需求。由少数人“拍脑袋”设定情景确定总量控制目标,并成为政策制定依据,难免会压缩我国的发展空间,这就与“发展为了人民”的宗旨相背离。因此,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指示精神。换言之,在解决能源供应保障问题之前不能没有煤炭,我国能源稳定供应离不开煤炭的“兜底”和“压舱石”作用,否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能源。

                              三是要打破可再生能源是技术依赖型的“神话”。社会上往往有人认为只要攻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瓶颈,其发电的占比就会迅速提高,但现实并非如此。也有人认为,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技术依赖型的,是“技术为王”而不再是“资源为王”,但我国2021年东北地区的“拉闸限电”打破了这一“神话”。如果没有风力资源,风电装机再多也发不了电;如果没有太阳光照资源,光伏发电板再多也发不了电。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临诸多挑战。因此,要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并将安全性放在优先位置;要统筹生产、输配电、消纳、节电等环节的资源配置,保障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不仅基础设施要改变,原来的支撑理论体系也要改变,应由原来的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老三论”)拓展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自组织理论(“新三论”)。所有转变均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喊口号”“搞运动”就能完成的。

                              在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是一个“三端发力”的系统工程。第一端是电力端,要用风、光、水、核等低碳能源替代煤、油、气等高碳能源(还包括发电、输送、蓄能);第二端是能源消费端,用电力、氢能、地热等替代煤、油、气;第三端是固碳端,要利用生态建设、CCUS等技术将碳固定在地表植被、产品或者地下。结合碳中和内涵要求,可以构建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路线图,如图2所示。

                              图2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转型路线

                              3 科学推进能源领域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抓住能源这个“关键”,构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全链条、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在保障能源供应前提下努力控制化石能源总量,合理发展天然气,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风光水电和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增加绿色氢能供应,努力使用非化石能源以满足新增的能源需求、替代化石能源消费量,科学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3.1 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要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要求,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完善能源领域碳达峰行动方案和施工图。低碳化、多元化、分散化、数字化和全球化是能源的发展方向。要深化能源革命,一是能源消费革命,逐步由粗放、低效走向清洁、高效;二是能源生产革命,逐步由黑色、高碳走向绿色、低碳;三是要以能源技术革命为支撑,以能源体制革命为保障,以能源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要开展能源重要性的讨论,没有能源,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基础,更谈不上国家现代化发展;没有能源,群众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难以增强。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复杂,要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方案》等顶层设计框架下,根据中央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要求,牢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细化能源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电力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不断提高、支柱定位将明显增强,要在运行调控机制、电价市场机制、政策法规保障等方面进行创新,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创造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形成以电网为平台的综合能源系统,实现电、热、冷、气等的深度耦合以及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实现多种类型能源转化与互补,以及多种储能设备、用能负荷,乃至多系统的协调配合,从而提高能源系统的安全性、灵活性和综合利用效率。

                              3.2 须将可负担作为政府调控能源的政策导向

                              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逐步明晰。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要贯穿能源转型发展的全过程,把清洁低碳作为主导方向,推动能源绿色生产和消费,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优先目标,把推动能源发展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能源供给民生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水平[1]

                              多年来由于我国能源产能相对过剩,并伴生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能源发展目标逐步转变为能效、环保、碳减排等目标。因此,有必要将可负担作为政府调控能源的政策导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中的第7个领域是可负担的清洁能源: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我国850多个贫困县刚刚脱贫,还有不少群众不能正常用电。所以应从各地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情况出发,尽可能提供清洁高效经济的能源。能源发展,与一国一地国内生产总值、群众日常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要健全法规政策标准,出台政策,强化资源管理,完善各类准入标准、技术标准,严格控制高耗能、重污染型产品出口,鼓励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引导低耗能建筑、新能源汽车健康可持续发展,适当控制汽车拥有率、严控高能耗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确保人民群众以尽可能低的支出获得尽可能多的能源供应和服务。如果不将人民群众负担得起作为能源发展的重要前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部分地区“煤改气”“煤改电”后出现的“返煤”现象就是佐证。

                              3.3 优化能源结构,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

                              优化能源结构可以起到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在这方面,要提高优质能源,特别是油气和非常规天然气的占比。天然气具有资源的可靠性、成本的可接受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特点[8]。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将视野从单一能源资源延伸到“源岩油气”系统,管理革命带来的运行成本最低,战略革命重塑全球能源版图、助力美国的能源独立。立足“页岩油气革命”、加快“新能源革命”,开启“能源独立”之路,是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8]。能源结构优化还包括电力结构和用能结构优化。据BP(2021)资料计算[9],2020年,我国燃煤发电比重比美国、日本和全球平均分别高出43.5、33.5和28.1个百分点。据中电联和EIA(2021)有关资料[10],2020年美国工业、服务业和居民用电占比分别为26.5%、34.2%和39.3%,分别高出我国-40.5、18.1、24.7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结构和用电结构的差异,我国单位GDP电耗是美国的2.8倍,而人均生活用电量仅是美国的17.6%。因此,优化能源结构仍是我国未来的努力方向,追求减污降碳协同也应成为重要内容。

                              在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稳妥有序、安全降碳,这对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我国来说尤为重要。据有关测算,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050年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降至13%~32%,天然气占比稳步缓慢上升,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40%~63%,非化石燃料电力的份额将大幅增加至54%~77%[11]。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富煤贫油少气,因此一定要坚持“先立后破”,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提,理性控制煤炭减量,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平稳过渡。

                              《方案》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要在煤炭勘探、采煤、选煤、配煤和分级利用的全生命周期中,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并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力能源并重转型;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合理划定禁止散烧区域,科学有序地推进散煤替代。随着我国能耗“双控”考核制度的完善,煤化工发展要研究生产过程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评价标准,尽早与国际接轨。这样不仅可以不断提高煤炭转化效率,还能推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

                              3.4 颠覆性技术为能源低碳转型拓展足够空间

                              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据国际能源署(IEA)研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半技术尚未开发出来,因此有必要为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留有足够的降碳空间。要把提升能源科技水平作为能源转型的突破口,加快能源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应布局国家能源实验室,力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和产业格局发展方向。推进以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氢能为代表的颠覆性能源技术的研发创新[12]。应整合产、学、研、用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实现能源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用高能效循环利用技术、零碳能源技术、负排放技术等,来支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科技创新决定能源的未来,科学技术突破创造能源的未来。能源科技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创新领域之一,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要摆脱传统思维惯性,不能用昨天的经验谋划今天的能源发展。2015年中国工程院启动“我国能源技术革命体系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从核能、风能、太阳能、储能、油气、煤炭、水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与能源网融合等能源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制定了前瞻性技术(2020年)、创新性技术(2030年)和颠覆性技术(2050年)三阶段能源技术路线[13]。《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均提出了能源技术创新重点方向和技术路线图[1]

                              颠覆性技术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最大变数。在油气、氢能、储能、核聚变能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颠覆性新技术,并改变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储能技术是“能源革命的支撑技术”,可为电网提供调峰调频、削峰填谷、需求响应支撑等服务,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的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我国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煤电机组技术、非常规天然气勘探、特高压输电、“华龙一号”三代核电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核电将是我国未来的保障性能源之一,可控核聚变能是人类理想的终极能源。核能不仅是核电站,更重要的是包括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核废物处置等的产业链。我国的核能发展要走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部曲”。在压水堆为主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成熟的二代改进堆型的作用,发展沿海和内陆电站,并积极试验和掌握三代技术[13]。推动我国快堆技术加快发展,探索成为可控性、支撑性的能源之一。

                              3.5 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需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培育能源多元市场主体。从国际经验看,大型企业可以更好地统筹全局、配置资源,但也容易形成垄断和效率低下,因而西方国家立法反对“托拉斯”;中小企业虽然对全局影响小,却能提高就业机会,是技术创新主体,也是经济发展活力所在。因此,政府要创新体制机制,打破低效乃至无效率的垄断,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能源领域,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1]

                              4 结语

                              能耗“双控”考核,要强调科学性,不能因为能耗控制限制我国的发展,毕竟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有一些地方和行业企业领导提出“率先达峰”,但如果只停留在口头而不是落实在行动上,就可能将能源利用和碳排放峰值的平台期延长。鉴于此,应按照中央提出的“全国一盘棋”要求,运用那些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能效、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作为调控手段,增加可操作性,以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推动低碳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碳减排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能源消费方式、居民衣食住行和日用品生产等方面的绿色转型。未来40年,我国经济要实现近零碳目标,就要实现从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到低碳乃至零碳排放的根本转变;高碳资产价格将重塑,可能导致金融风险放大。要开展能源、环保和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中美煤炭转型的对话,保障能源转型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成本的逐步降低,只要每年拿出GDP的1%进行增量绿色投资,完全可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N].人民日报, 2020-12-22(10).

                              [2] 朱妍, 贾科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碳中和给煤炭行业带来三大机遇[N].中国能源报, 2021-08-02(16).

                              [3] 李俊峰,李广.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回顾与展望[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0,45(5):8-17.

                              [4] 安蓓.国家发改委:坚决纠正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N]. 新华社,2021-08-17.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EB/OL].(2021-10-24)[2022-01-03].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6] 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2021-10-26)[2022-01-0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7] 周宏春,李长征,周春.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J].中国煤炭,2021,47(5):1-6.

                              [8] 邹才能,潘松圻,荆振华,等.页岩油气革命及影响[J].石油学报.2020,41(1):1-12.

                              [9]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Consolidated dataset-panel format[R/OL].(2021-07-04)[2022-01-03].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n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

                              [10] EIA.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21 [R/OL].(2021-02-03)[2022-01-03].https://www.eia.gov/ pressroom/presentations/AEO2021_Release_Presentation.pdf.

                              [11] ZHOU Sheng, TONG Qing,PAN Xunzhang, et al. Research on low-carbon energ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Paris agreement goals: A global perspective[J]. Energy Economics, 2021,95(2).

                              [12] 闫晓卿,鲁钢.总结篇:从世界能源风向透视中国能源战略[EB/OL].(2020-04-30)[2022-01-03]. http://www.baijiahao.baidu.com/s?id=1665393993816020512&wfr=spider&for=pc.

                              [13] 杜祥琬院士解读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点[EB/OL].(2011-03-03)[2022-01-03]. http://www.nengyuanjie.net/show-68-22569-1.html.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scientific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energy field

                              ZHOU Hongchun1,2, LI Changzheng3, ZHOU Chun4

                              (1.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Xicheng, Beijing 100010, China;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21st-Century Marxism, Nankai, Tianjin 300191, China;3. Beijing Guofa Gr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Xicheng, Beijing 100045, China;4. Clean Heating Industry Committee, China Association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Xicheng,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The urgency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energy field and the mode of foreign energy transformation were analyzed,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direction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hould be chose from our own conditions, rather than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neatly and uniformly". The unpredict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2021 were briefly reviewed, and it was held that scientific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assessment of "double control"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limited by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ol, because China's historical task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d not been completed. On December 8-10, 2021,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concretized the "establishment before destruction", and gave a strict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withdrawal of traditional energy such as coal,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assessment of "double control" of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we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power cut-off and power restriction in 2021 were thought deeply, it was proposed that meeting the "double carbon" challenge was a long-term work and it should to take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as the primary task, determinate coal mine withdrawal mor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and take affordability as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energy to handl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relationship well and strengthen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and risk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to optimize the energy structure to strive for the synergistic benefits of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and scientific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cycle in the energy fiel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disruptive technology was the biggest variable of future energy. It was proposed that China had a long way to promot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which could 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Key words energy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ssess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double control"; energy safety; low-carbon technology

                              移动扫码阅读

                              引用格式:周宏春,李长征,周春. 我国能源领域科学低碳转型研究与思考[J].中国煤炭,2022,48(1):2-9.doi:10.19880/j.cnki.ccm.2022.01.001

                              ZHOU Hongchun, LI Changzheng, ZHOU Chun.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scientific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energy field[J].China Coal,2022,48(1):2-9.doi:10.19880/j.cnki.ccm.2022.01.001

                              作者简介:周宏春(1956-),男,江苏盐城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和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责任编辑 康淑云)

                              九州彩票